构的计算，可以算出美元汇率是1：2，也可以算出1：5，于是购买力平价的论证就变成谁的算法更具权威性的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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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汇改开始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8.3升到了1：6.8，对欧元日元等其它货币却是有升有贬，这也说明决定汇率的并不主要是购买力平价。若把美元视为国际货币来研究中美之间的货币关系，就必然碰到国际收支问题。中国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之一，也是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所以中美之间的货币关系和它国相比有两大特殊性：一是对美贸易顺差最大，说明对美出口支持着中国的就业；二是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最多，说明美国对中国输出了通胀。在我看来，这两点是中美需要“战略对话”的经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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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际收支和战略对话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货币关系，就应该谈谈著名的“特里芬悖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生效之后，美元逐步替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著名的特里芬教授在他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提出：如果美元与黄金脱钩成为国际货币，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的强大体现在国际收支上应该是动态平衡的；而当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导致他国乐于持有美元金融资产之时，美国的国际收支必然出现不断扩大的逆差，逆差增大的结果将是美元疲软贬值。这是一个悖论，强国才有强币，强币变为外储则使强国出现逆差，而逆差必然使强币变为弱币。这说明美元的周期性疲软贬值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国际收支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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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特里芬悖论”看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我们就能够跳出计算购买力平价的陷阱，把人民币升值解读为在中美之间寻找新的经济平衡。由此推论，人民币升值达到阶段性目标有两个条件：一是中美贸易逆差缩小到某个水平之下；二是美国经济走出次贷危机并企稳回升。在这两个条件不能同时满足之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几乎难以终止，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汇率政策，而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某个新的对价水平上恢复稳定。国际经济中的货币关系并不是一方决定的，甚至不是由汇兑国双方决定的，这是多方参与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有二：其一是选择一种新的货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其二是选择一个新的美元对价恢复平衡。索罗斯先生最近讲过，还没有迹象表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能够被任何其它货币取代，绝大多数人也都不认为我们能够回到金本位时代。结论就是要在美元的持续贬值中逐步接近一个新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的形成一定取决于美国经济本身的稳定及其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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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呼吁人民币停止升值，言外之意是我们能够单方面决定人民币的汇率，这只有在中国退回到计划化的封闭经济体系中才有可能。作为一个市场化的经济大国，我们可以不主动承担稳定国际市场的责任，也可以选择严格的外汇管制来限制跨国资本流动，但却无法单方决定两个国家之间的汇率。具体到中国和美国，次贷危机暴露了中美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美国的“两高”与中国的“两高”就像一辆车的两个轮子，单看哪一边都是“瘸子”，两个“瘸子”搀扶在一起就走平了。次贷市场就像这辆车的车轴，使中美经济的失衡演变为全球经济的平衡器之一。现在这辆车抛锚了，需要有新的平衡器来替代，于是就发生了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和美元的强势贬值。换句话说，原来的旧车换了一辆新车，也是两个轮子，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会让全球经济再次恢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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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的全球经济的确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领先全球是确定的，油价高企引发全球性通胀是确定的，中国的出口增速下降也是确定的。因此，在不确定性上升的全球经济中，中国经济的领导力在上升，相对实力在上升。人民币升值趋势的背后是中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上升，所以升值预期在全球经济恢复稳定之前难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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